在《三國演義》第五十七至六十回中，有一段頗具啟發性的故事：劉備聽從諸葛亮建議，招攬鳳雛龐統。但初次見面時，劉備見龐統相貌醜陋，言語木訥，便小看了他，誤以為只是庸才，隨意派他去一個偏僻的小縣當縣令。這就是典型的「以貌取人」，不但浪費了人才，也可能錯失戰略良機。
幸好張飛路過那個小縣，發現龐統辦事利落，政績卓著，察覺他並非凡人，便回去稟報諸葛亮。孔明得知後大驚，連忙向劉備說明龐統是可比自己的人才。劉備這才醒悟，將龐統召回並委以重任，之後在進取漢中的戰略中，龐統貢獻甚大，成為蜀漢的重要謀士。
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深刻的道理：領導者不能凡事親力親為，也不能光憑表面做判斷。只有把人安排到適合的位置上，讓他們各展所長，整個團隊才能運作高效。分工合作，是團隊成功的關鍵；而「授權」則是每個領導者的必修課。若劉備始終堅持己見，不聽建議，恐怕蜀漢的版圖也將難以擴展。所以，信任他人、懂得分工，才能成就大事。
漢末天下大亂，皇室衰微，朝政旁落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，雖未稱帝，卻實握大權。他死後，子曹丕繼承魏王之位，進一步逼迫漢獻帝禪讓。公元220年，曹丕「受禪」稱帝，建立曹魏，結束四百年漢朝。史稱其「禪讓」為順應天命，實則以權力壓服朝臣，以「天意」掩蓋篡位的真相。
數十年後，司馬懿家族掌握魏政。其子司馬師、司馬昭代魏執政，控制朝綱。司馬昭之權，路人皆知，終於在其子司馬炎手中重演曹丕舊戲，逼魏元帝禪讓。公元265年，司馬炎篡魏稱帝，改國號為晉，開啟西晉時代。
這樣的「禪讓」，名為天命，實為權謀。古人愛談「天道」以掩野心，把篡權美化成順天應人，事實上正是權力鬥爭的勝者書寫的劇本。但回頭一看，漢末的世襲制度早已病入膏肓，昏君與宦官禍國殃民。若無叛逆之臣起而改革，天下焉得太平？
曹丕、司馬昭雖非仁君，卻有企圖心與手段。他們不是英雄，但卻是歷史的推手。傳統未必正義，叛逆未必邪惡。一棒接一棒，世代交替之間，需要的不僅是血統，而是能力與創新。從學習傳承中除弊興善，才是歷史真正的進化。
三國故事：曹丕禪讓成魏帝（第80回），司馬昭依樣畫葫蘆成晉帝（第119回）──兩次禪讓，兩番掩飾，也照出王朝更迭的殘酷真相。
蜀漢的興起，源自劉備「興復漢室」的理想。他自稱中山靖王之後，血統上屬漢室宗親。漢末天下大亂，他輾轉各地，屢敗屢戰，終於在赤壁之戰後占據荊州，又入益州，立足西南。221年，劉備在成都稱帝，建立蜀漢，以漢祚延續者自居。他任命諸葛亮為丞相，重用法正、龐統等謀士，建立穩固政權。劉備死後，托孤於諸葛亮，孔明則以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精神輔佐後主劉禪，數次北伐曹魏，欲實現光復中原的大志。
然而，孔明才略雖高，國力不足、時運不濟，北伐皆未成功。234年，孔明病逝於五丈原，蜀漢失去核心支柱。之後國勢漸衰，宦官黃皓弄權，政治腐敗。263年，魏將鍾會、鄧艾伐蜀，劉禪不戰而降。晉朝建立後，司馬昭封劉禪為安樂公，劉禪在洛陽「樂不思蜀」，得以善終。
劉禪究竟是無志無骨，還是識時務者為俊傑？他若死守成都，蜀漢將亡且族滅。選擇投降，保存宗室，或許是無可奈何的理智抉擇。孔明若真北伐成功，重建的漢室是否對人民有利？當時的「漢」已非昔日光輝，或只是理想化的符號。人民需的，是安定而非名號。
歷史不止黑白分明。正統，常由勝者書寫。蜀漢是否漢室正統，其實不過是後人詮釋的角度。而三國風雲，最終成為千古傳奇。正如《三國演義》第120回所言：「劉禪無能得善終，孔明盡瘁一切空，後人憑弔三國夢。」在夢與現實、忠與權謀之間，灰色地帶處處是道。
《三國演義》第87至90回中，諸葛亮在南征時展現出高超的軍事謀略與仁德之心，進行了著名的「七擒七縱孟獲」。當時蜀漢剛失關羽，北方有曹魏強敵，東吳也關係未穩，諸葛亮深知若南中不安，蜀漢將陷入三面受敵之危。為鞏固後方，他親率大軍南征，以智慧與德行制服南蠻首領孟獲。
孔明並非單靠武力，而是採用「擒而釋，釋而再擒」的策略。每次擒住孟獲後，非但不殺，還好酒好菜款待，釋放回去。如此反覆七次，孟獲終於心服口服，感佩孔明的仁義與謀略，誓言永不叛變，南中從此歸順。
這段歷史展現了《易經》六十四卦中「艮卦」的精神——艮為止。諸葛亮知曉當下不是北伐之時，應先穩固根基，止於應止之處。他不是貪功冒進，而是審時度勢，察己之實力，懂得何時前進、何時止步。正因為這份自制與遠見，他選擇以德服人，解決後顧之憂，為日後北伐鋪路。
七擒七縱的智慧也啟示我們：真正的勝利不只是制服對手的身體，更是贏得對方的心。在處事與領導中，有時剛強不及柔和，有德更勝於有力。
《三國演義》第82回〈曹丕乘殘破吳兵，孫權受冊拜吳王〉，描述了孫權面對劉備與曹操夾擊的艱難局勢。當時關羽戰敗身亡，劉備怒而伐吳；另一方面，曹操也蠢蠢欲動，準備南下。為了避免腹背受敵，孫權選擇以柔克剛，向曹操稱臣，接受「吳侯」封號，暫時屈身於魏，以爭取時間和空間。
孫權的這一策略，雖看似屈辱，實則深藏遠謀。他避開與曹操正面衝突，專心對抗劉備，同時積蓄國力、整頓兵馬。後來，曹操去世，魏國政權動盪，孫權即刻恢復獨立，最終成為三國鼎立中最穩固的一方。
孫家的處世之道可謂知進退、善謀局，懂得在關鍵時刻退一步，換來更大的發展空間。正因這種謙退與靈活，東吳得以屹立五十餘年，是三國中延續最久的政權。
這段歷史給我們的啟發是：做人處事不必處處爭鋒相對，有時懂得退讓，反而能守得雲開見月明。計較一時得失，不如著眼長遠利益，有捨才有得，這正是孫吳成功的智慧所在。
《三國演義》第46回〈用奇謀孔明借箭，獻密計黃蓋受刑〉中，講述了一段家喻戶曉的智謀故事——諸葛亮草船借箭。當時諸葛亮與周瑜聯手準備對抗曹操，但周瑜心生忌憚，欲藉機為難孔明，命他在三天內籌措十萬支箭，否則將以軍法處置。孔明欣然應下，並表示無需人力，只求提供數隻小船與一些士兵。
第三天夜裡，江面起了濃霧，孔明指揮數艘草船開往曹操水寨。船上插滿草人，曹操在濃霧中難以辨明敵情，誤以為遭襲，便命弓箭手放箭防禦。數萬支箭如雨般射向草船，箭全插在草人上。等到天將破曉，孔明下令返航，輕鬆帶回超額的箭矢，周瑜見狀只能讚嘆其智計。
這個故事給我們的重要啟發是：在迷霧與不明情勢中，應保持冷靜、謹慎行動；反之，若對手在混亂中魯莽反應，正是我們趁勢而為、化被動為主動的良機。孔明不僅以智慧化解難題，更成功將對手的力量轉化為己用，展現了「順勢而為」與「借力使力」的智慧策略。
在《三國演義》第五十一至五十六回中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情節之一，便是「諸葛亮三氣周瑜」。吳國大都督周瑜英俊才略，志在抗曹興吳，本已立下赤壁大功，卻屢次被諸葛亮巧計戲弄，先是借東風破曹，再是讓劉備迎娶孫尚香，甚至趁機奪取荊州。每每周瑜費盡心機、策劃周密，最後總被諸葛亮一語雙關、一招破解，氣得他吐血不止。最後周瑜仰天長嘆：「既生瑜，何生亮！」含恨而終。
這段故事不只是展現諸葛亮智謀過人，更是反映出人與人之間的不同。周瑜本也是才華橫溢、統兵有術的人物，但因嫉才心切，總與諸葛亮爭鋒相對，最終誤了自己。其實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天賦與角色：周瑜擅長統帥水軍、臨陣指揮，諸葛亮則善謀略與全局之策；兩人若能互補合作，或許能成一段千古佳話。可惜周瑜未能放下比較之心，反因嫉妒與執著而敗於心魔。
這正說明人生中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機緣與天賦，不必執著於與人一較高下。若總羨慕別人的才智或成就，反而會忽略自身優勢，錯失機會。人應當認清自身所長，並加以發揮，才能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。盲目追求他人的成功模式，不僅無法超越對方，甚至可能離目標愈來愈遠。正如那句話所說：「花有花期，樹有樹形」，唯有不與人比，專注修己，才能真正成長，開出自己的光彩。
在三國末期的歷史長河中，魏將鄧艾以一場令人讚嘆的奇襲，成為征服蜀漢的關鍵人物。他不走傳統大道，而是選擇了險峻的陰平小路，帶領大軍翻山越嶺、跨越峽谷，走了700里路，歷時20天，最終從德陽亭突入成都，一舉攻下蜀漢政權。這段艱苦卓絕的行軍，堪稱如天降神兵，出其不意，連蜀中之人也為之震驚。據《三國演義》一百十七回所載，鄧艾在途中，驚見諸葛亮所樹立的石碑，預測有人經此入成都蜀漢亡了，鄧艾感嘆孔明的先見之明也感謝天助，亦深知此次勝利得來不易。
這段歷史不僅是戰略上的奇蹟，也象徵著一種堅定不移的精神。鄧艾若當時尋求捷徑，走平坦易行之道，勢必會遭遇蜀軍重兵防守，難以成功。正是因為他選擇了艱難之路，咬緊牙關、一步一腳印地挺進，才能最終突破天險，完成壯舉。這如同我們人生中的許多目標與夢想，無法僥倖取巧，更無法一蹴而就。若真心想達成，就得如鄧艾般不畏艱險，沉穩前行。
成功的背後，往往是一段沒人看見的艱辛旅程。每一個堅持下去的步伐，都是向夢想靠近的一里路。我們雖無法預知結果是否圓滿，但只要願意踏實前進，終將在某個時刻，迎來屬於自己的成都之日。正所謂：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」，唯有不斷努力、堅定信念，才能成就非凡的自己。
在《三國演義》第三十回中，官渡之戰進入關鍵時刻。袁紹兵多糧足、氣勢如虹，曹操則兵少糧缺，形勢危急。但就在此時，袁紹卻犯下了嚴重的領導失誤——疏忽了身邊最重要的謀士許攸。
許攸本為袁紹多年心腹，謀略過人，但因性情耿直，在袁營中常與其他謀士不合，漸被排擠。袁紹聽信讒言，對許攸態度日冷，甚至當面斥責，使許攸心灰意冷，決意離開。當夜，他投奔曹操，並向曹操獻上一條奇計──突襲袁紹軍隊糧草重地「烏巢」。
曹操聽從建議，親自率兵夜襲烏巢，成功焚毀袁軍糧草。袁紹聞訊驚慌失措，軍心動搖，最終全軍潰敗。這一戰不僅逆轉了官渡戰局，更奠定了曹操統一北方的基礎。
這段歷史告訴我們：在領導與管理中，最親近之人未必永遠忠誠，若未能給予信任與尊重，反會釀成大禍。領導者尤其要慎對核心幕僚與老友，處理意見分歧時應寬容包容，避免因一時情緒而割裂關係。許攸之叛，從表面看是背叛，但從根源看，是袁紹用人不察、缺乏包容所致。正如兵法所言：「將在謀而不在勇，用人在信而不在力。」若不能妥善維繫與關鍵人才的關係，終將自損根基、招致敗亡。
在《三國演義》第七十三回，關羽統兵北伐，水淹七軍，大破曹仁於樊城，威震華夏，一時聲勢如日中天。然而，就在這戰功赫赫之際，關羽卻因性情剛烈、自視甚高而埋下敗因。他對黃忠與自己同列五虎上將心生不滿，認為年老的黃忠配不上此等殊榮，內心不平，顯露了他的驕傲與自負。
後來，關羽圍攻樊城後雖獲勝，但求功心切，對後方防備鬆懈。此時，孫權暗中與曹操聯手，趁關羽主力深入，派呂蒙偷襲荊州。關羽未能察覺形勢逆轉，終致荊州失守，自身亦兵敗被擒，最終身死東吳，成為蜀漢最沉痛的一場失誤。
這段故事深刻提醒人們：做事不可為情緒與主觀意念所蔽，否則將難以看清全貌，容易做出錯誤判斷。關羽若能跳脫自我，以全局觀來審視蜀漢形勢，懂得黃忠雖老卻有戰功、聯吳抗曹才是根本，他或許能保全荊州，延續優勢。但因自矜武勇、驕傲求功，反而導致敗局。
成功時更要謙卑，進退之間需保持平衡。唯有跳脫情緒、以第三視角冷靜觀局，方能在動盪之中立於不敗。關羽之敗，正是「驕兵必敗」與「過猶不及」的真實寫照。
在《三國演義》第五十四回中，孫權為了穩固與劉備的聯盟，表面上提議將妹妹孫尚香嫁與劉備，實則懷有試探與控制之意。他心中懷疑劉備圖謀荊州，欲以婚姻為名，設計將其留置東吳，以利吳國掌控局勢。然而諸葛亮早已洞察其計，便靈活應對，將這場政治聯姻轉化為一場情感策略。
諸葛亮建議請吳國太──孫權的母親──親自主持婚事，並安排劉備前往拜見。吳國太乃慈母心腸，見劉備溫文儒雅、謙遜有禮，頗感欣賞，逐漸對其產生好感。正所謂「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有趣」，原本孫權以陰謀算計為出發點，卻在母親的感性判斷中，轉為對劉備的信任與接納。諸葛亮的計策正是巧妙利用吳國太的情感角度，破解孫權的剛性謀略。
這段故事不僅描寫三國時代的權謀博弈，更展現人情之道的潤滑力量。諸葛亮懂得在理性分析之外，善用人性與感情的力量，使情勢柔中帶剛、剛中有柔，達成看似不可能的突破。在現代合作關係中，亦可借鑑此理──理性衡量固然重要，但適時訴諸感性，反而能消弭疑慮、促成雙贏。這正是「以柔克剛」的智慧所在。
在《三國演義》第三十三回中，曹操在官渡之戰大破袁紹後，仍須面對袁紹兩個兒子袁尚與袁熙的殘餘勢力。這兩人不甘失敗，聯合反抗，與曹操周旋多年，最終被迫北逃至遼東，投靠遼東太守公孫康。曹操此時雖勢力壯大，卻也陷入兩難——若遠征遼東，行軍路遙，不僅軍心疲憊，且有可能被其他勢力趁虛而入；但若放任袁氏兄弟，恐有死灰復燃之虞。
此時，謀士郭嘉獻策，建議曹操按兵不動。他分析局勢指出，公孫康雖接納袁氏，實則心懷疑懼，若曹軍不發兵，反讓其陷於進退維谷之中，可能主動作出對曹操有利的抉擇。果不其然，公孫康權衡利害，擔憂袁氏會招禍自身，便先下手為強，將袁尚與袁熙斬首後，將首級送予曹操以表忠誠。曹操未費一兵一卒，成功清除北方威脅。
這一段故事展現了英明領導在面對複雜局勢時，並非總要以強硬出擊為唯一選項。有時，冷靜觀察、審時度勢、掌握敵人的心理與行動變化，反而能以最小代價獲得最大成果。郭嘉的「不動之兵」，正是「無為而勝」的智慧體現。
在《三國演義》中，孫權多次要求劉備歸還荊州，這段歷程充滿了權謀與外交手腕的角力。荊州原為劉表所據，後來在赤壁之戰後，劉備借勢入駐，成為他擴張勢力的關鍵據點。然而，孫權認為荊州本應屬吳國所有，遂多次遣魯肅、諸葛瑾等人前來交涉，要求劉備返還。
面對吳國的逼切訴求，劉備與諸葛亮展現極高的政治手腕。他們採取拖延戰術，時而以「未得西川」為由推辭，時而以「聯姻尚淺，情分未固」為藉口緩談。諸葛亮更善用談判藝術，提出「共守荊州、抗曹操」的說詞，使孫權方面難以強硬施壓。同時，劉備也與吳國聯姻，娶孫尚香為妻，以穩固表面上的同盟關係。
整個過程中，諸葛亮善於權衡輕重，巧妙回應對方要求，又不完全拒絕，使局勢維持微妙的平衡。直至劉備成功奪取益州，實力擴大後，孫權見荊州難取，乃再施計策，假意與劉備和解，卻命呂蒙、陸遜暗中襲取，終於奪回荊州。
這段過程不僅展現劉備與諸葛亮的謀略，也體現三國時期外交與權謀的深刻層次。荊州之爭，實為三國鼎立前的重要一役。
建安十六年，馬超與韓遂響應漢中張魯之命，聯合西涼諸將起兵十萬，兵臨潼關，直逼關中，誓要誅曹操以報父仇。曹操親率大軍迎敵，雙方在渭水對峙。馬超驍勇無匹，數次衝陣幾逼曹營，曹操數度險象環生，甚至一度需親自披髮斷袍、渡河逃命，堪稱一場生死驚魂。
然天似乎總護曹操，他雖身陷險境，卻總能逢凶化吉。渭水一戰，若非許褚拼死保駕，張郃、高覽臨陣歸順，夏侯淵、曹洪等將奮力應對，曹操焉能安然脫困？後又因與韓遂巧妙書信往來，離間其與馬超之間的信任，使西涼軍內亂，兵勢漸衰。
究其根本，曹操能在亂軍中屢屢得救，實因他平素為人寬厚，對人不論貴賤親疏，只要有才皆委以重任。張郃原為袁紹部將，曹操敗袁後不僅不殺，反重用之，方有今日回報。許褚、曹洪等將，皆受其厚遇，至死不負。即使面對敵將，也常留餘地，故昔日交情、恩義，在亂世間反成救命之因。
渭水驚魂，馬超固然猛如雷霆，但曹操憑藉智慧與人和，化險為夷。誠如所言：「福星高照者，非天命使然，實根於平日德行，處人以誠，自有貴人隨影相助。」曹操此役雖敗而不亡，反以智略分化敵軍，重整河山，終保關中無虞。
劉備失荊州、痛失關羽，心如刀割，悲憤交加。他念及桃園結義之情，視關羽如親兄，不僅為弟報仇，更欲雪心頭之恨。是以不顧諸葛亮、趙雲等人再三勸諫，毅然決然興兵伐吳，動用三十萬蜀軍，誓言討回兄弟之仇。然其舉非為國計，而為私憤，非為百姓，而為一人之情。私義蒙蔽理智，情感壓倒政略，終致大敗於夷陵，蜀軍損折殆盡，國力元氣大傷。
人主若困於私情，則易失公義之道。劉備一生仁義為本，卻於晚年為情所困，誤以兄弟情誼為天下大道。然君者之責，不在一人之愛恨，而在萬民之安危。三十萬蜀軍，將士父母妻兒，皆系一念之間。劉備若能看破恩怨，不為情所役，則或可以智制吳，徐圖大計，保蜀國於不敗。惜乎心結不解，反成牢籠，自縛其志，終致兵敗身亡，百姓亦受其殃。
情重雖可感人，然理失則害己。劉備敗於夷陵，不僅是兵敗，更是心敗。其不為國而為私，不為民而為義，實乃帝王之大忌。昔日仁主，終成情主，令人痛惜。是故，執政者當明大義、辨輕重，不可為私情所惑，否則，不但誤己一生，亦將誤國千
三國演義中，博望坡之戰是諸葛亮首次領軍佈陣，也是他智慧與用兵策略的初試啼聲。當時劉備僅有三千兵馬，卻要對抗曹操十萬大軍，面對如此懸殊的兵力差距，諸葛亮不慌不忙，依據天時、地利與人和，設下精妙的埋伏。
他根據地形，將兵力分散於博望坡左右兩側的豫山與安林，派關羽與張飛各率千兵分別埋伏，囑咐他們見火起便出擊。又令關平與劉封準備燃具，潛伏於坡後，等待夜晚火起時點燃伏火，打擊敵軍後勤。他更調來趙雲為前部，佯敗引敵深入，誘敵入伏。劉備本人則作為後援，穩住全局。
此戰最大特色是「以少勝多」「兵貴神速」，以及對人員特性的充分掌握：趙雲機警靈活、張飛勇猛剛烈、關羽果決穩重，各安其所，各盡其才。諸葛亮的調度如同棋盤布子，將每一員大將置於最適合的位置，並精確掌握火攻時機與敵軍行動，最終成功燒毀曹軍糧草，大破敵陣。
此戰不僅讓諸葛亮展現了軍事謀略，也讓眾將信服其才，建立起諸葛亮與劉備軍團深厚的信任關係。這段歷史讓我們體悟到，聚集人才並善用其所長，加上通盤規劃，雖勢弱亦能轉劣為
劉備三顧茅廬，是三國時期最富啟發性的故事之一。當時，劉備屢戰屢敗，屢敗屢戰，他深知自己志在匡扶漢室，卻苦無良謀。經人推薦，他得知臥龍諸葛亮乃經天緯地之才，決心親自拜訪。但首次拜訪時，諸葛亮不在；第二次，又撲了個空。張飛怒道：「不過一介書生，主公何必如此低聲下氣？」關羽雖沉穩，心中也難掩不滿。劉備卻以禮待人，語重心長地勸道：「臥龍之才，非等閒可得，吾若得之如魚得水，豈可輕言放棄？」他以身作則，展現出對人才的尊重與誠意，終於第三次來訪時，諸葛亮被他的誠心所動，應邀出山。
諸葛亮並非無心世事，而是看透時局，審慎選擇與誰共事。他觀察劉備言行，見其志誠心正，胸懷天下，而非只為一己之私。這份謙虛與誠懇，讓他終於決定輔佐劉備，成就後來的蜀漢基業。
這段故事給我們的啟發是：好的人才與機會，不會輕易顯現，也不會輕易到來。面對真正重要的事情，要有十足的耐心與持久的誠意。懂得等待，也願意付出，才有可能感動人心、贏得信任。就像種子落在肥沃土壤裡，經歷風雨與等待，才能終有一天生根發芽、開花結果。劉備的謙遜與堅持，成就了一段千古傳頌的典範。
東漢末年群雄割據，天下大亂。孫策年少喪父，繼承孫堅之志，胸懷大志，誓要在江東之地開創一番基業。然而當時的江東局勢混亂，各路勢力割據爭權，百姓困苦不安，對於孫策而言，這無異於是一個「爛攤子」。
在出征之前，孫策曾拜謁漢光武廟，向光武帝劉秀祈禱。劉秀當年以仁德平亂，以寬厚治國，在大亂中建立東漢，恢復秩序。孫策深知，要立足於江東，不是靠蠻力征服，而是靠寬容與治理之道，才能真正安民立國。他在廟前虔誠祈願：「若能承父志業，開創江東，願效法光武，以德服人。」
此後，孫策展開穩健行動。他用人不疑，任賢使能，禮賢下士，廣納人才；對地方勢力則寬中有嚴，安撫一方、懲治惡徒；對百姓則減賦息兵，重建農耕與商業秩序，使江東漸見繁榮。他不急於求成，而是一步一腳印地整頓、融合、建設，逐漸打下日後孫吳政權的基礎。
孫策的氣度不僅在於其軍事才能，更在於他能放下「個人功成」的急迫感，以「利他」的胸懷，將整頓江東視為歷史使命。這正是「成功不必在我」的最高境界。他深知，一個真正的開創者，不能只圖一時之功，而應為後世留下穩固的根基。
因此，孫策雖英年早逝，卻為孫權日後稱霸江東奠定了不可動搖的基石，讓後人敬仰其為江東的「小霸王」，更是一位具遠見與格局的開基之主。
赤壁之戰後，曹操雖然退兵，但仍掌握北方大權，並控制戰略要地漢中。劉備為了鞏固蜀地根基，決定發兵奪取漢中，與曹魏爭鋒。這一戰，他派出了年逾六旬的老將黃忠，與趙雲、法正等人一同進軍，挑戰魏將夏侯淵與張郃。
黃忠雖年紀大，但不減其勇，在諸葛亮與法正的謀劃下，他巧妙以小部隊出奇兵，夜襲天蕩山，擾亂敵軍，成功奪下此一戰略高地。他並未趁勝冒進，而是堅守陣地、穩扎穩打，以逸待勞，等待敵人疲態顯現。夏侯淵輕敵追擊，反被黃忠以伏兵反攻，大敗於定軍山，最終斬將奪旗，震動三軍。
黃忠的成功並非靠蠻力，而是憑藉謀略與耐心。他不像年輕將領好勇鬥狠，而是審時度勢，抓住敵人疏忽的一刻出手，展現「慎終如始」的態度。他的行動如同一位經歷過無數風雨的長者，深知勝利往往在於最後的沉穩一擊。
這場戰役，不僅替劉備打開進軍漢中的大門，也奠定其稱漢中王的基礎，展現了老成持重者的智慧與價值。黃忠的表現告訴我們，有智慧、有耐心的人，即使年邁，仍能開創新局。
建安十三年，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，率大軍南下，意欲一統江山。面對這股來勢洶洶的北方強權，江東的孫權陷入極大的猶豫之中。一方面，張昭等東吳文臣主張投降，認為與曹操對抗無異以卵擊石；另一方面，以魯肅、周瑜為首的武將則堅決主戰，認為曹操野心昭然若揭，若不反抗，江東遲早淪為他人之地。
孫權一時拿不定主意，陷於進退維谷之間。正當此時，劉備派遣諸葛亮前來東吳，進行聯吳抗曹的外交行動。諸葛亮以巧舌如簧的辯才，與張昭等降派大臣展開「舌戰群儒」，不但從情勢利害剖析出曹操並非不可敵，更指出劉備與孫權聯手才有可能保全南方大局。他強調：「若坐視不理，東吳將為曹操所吞；若能聯劉抗曹，則天下三分可期。」
周瑜雖初時對諸葛亮有所疑慮，但諸葛亮處事沉穩，見解深遠，與魯肅密切配合，最終說服孫權改變初衷。孫權拔劍斷釘截鐵地說：「有誰敢再言降者，與此劍同！」從此確定主戰方向。
這段歷史說明，在多方壓力之下，領導者若能開放心胸，聽取不同意見，從更宏觀角度審視局勢，就能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選擇。正因孫權審慎權衡、果斷決策，才有日後赤壁大勝、三分天下的歷史轉折。
